慈祥的长者 博大的学者

                     ——纪念顾明远教授从教60周年

                          朱永新

你可能不会相信，一个80岁的老人，仍然每天在为教育忙碌着，今天在北京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明天在上海的学术会议上做讲演，后天主持中国教育学会的大会，……在他的日程表上，经常是这样满满当当。有人说，他是一个慈祥的老人；有人说，他是一个博大的学者；有人说，他是一个精力旺盛、不知疲倦的教育家。他就是我们崇敬的顾明远教授。

如果顾明远先生把家中的聘书堆起来，肯定会比他的人高得多---顾先生的头衔也会让你对他敬佩的五体投地：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双主席之一、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术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家图书奖评委会副主任、高等学校教育技术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更不要说他曾经当过的小学老师、中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至于著名大学的名誉和兼职教授，乃至某个中学或小学的顾问，更加是数不清楚了。

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却又是那么谦和，那么慈祥，那么平易近人，这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顾明远先生从来不会轻易地拒绝任何一个老师的请求，无论是请他到一个普通的学校去讲学，还是为一个普通的老师的著作写序。记得在1993年，我还是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受日本国际教育学会的委托，担任在中国举行的年会的执行主席。我冒昧地给顾先生去了一封信，请他出席会议并且作主题报告。没有想到，顾明远先生不仅如期到会，做了精彩的讲演，而且为会议的论文集专门写了序言。

顾明远先生的平和作风有许多佳话。据说曾经有一位小学生给他写信，向顾先生诉说自己学习困难，成绩差，与同学关系不好，心情很忧郁的苦恼。顾先生多次去信开导他，直到问题解决。为了拉近与基础教育的距离，他经常参加各种义务的教育咨询活动，甚至走上街头摆摊设点，为家长教育子女释疑解惑。只要他一出现，他的摊前总是排满了长龙。2000年4月8日上午，在北京西单文化广场，一位带着孩子的父亲坐到顾老对面，说："我的女儿８岁了，书上的东西，有的记住了，有的记不住，我们给她讲，明白了，第二天又忘了，让人着急。"顾老说："这不是记忆力不好，小孩子逻辑思维差，形象思维好，很正常。"这位家长点点头，满意地走了。因为他知道，回答他问题的，是中国教育的“大哥大”。

顾明远先生对于中国教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从理论到实践，他的探索的广度与深度，是一般的学者难以望其项背的。

1980年，顾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撰文，提出了“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的观点，主张教育应该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981年，顾先生提出“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的主张，认为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起主导作用，学生应起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

1989年，顾先生发表《必须使教师职业具有不可替代性》，提出教师的专业化问题，经过他多年不懈的努力、奔波，1996年国务院学术委员会通过决议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为中小学教师获取研究生学位开辟了道路。

1990年开始，顾先生主编的12卷本的《教育大辞典》计800万字（1998年增订合卷本）先后出版，该书 “汇集教育科研新成果，融古今中外于一炉”，共有1000余名作者参与编写，前后历时12年，担任主编的顾老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他告诉我，他和夫人周老师是一个一个字地看，一个一个字地改的。

2000年，顾先生主编的《世界教育大事典》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事典》以事例为主，收入了自人类出现教育活动始到二十世纪末数千年百余个国家的教育事件共四千余个条目，该书试图通过梳理世界大事的发生和发展来描述人类教育发展轨迹，探索教育发展规律，为教育理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检阅、思索的空间。有论者指出：“它是辞书，但它又没有一般辞书的抽象解说；它有学术性，但它又没有一般学术专著中大段大段的原理阐述；它向我们展示了教育史，但它又没有复杂而烦琐的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分析评述。翻阅该书，一种置身于教育历史长河的感觉油然而生。”作为这本书的策划人和副主编，我参与了全部的过程，亲自体验了顾先生学术的严谨与工作的严密。有一次，我们在无锡召开编委会，由于当时我已经到政府工作，提前离开了会议，顾先生虽然没有当面说什么，但是其他编委朋友事后严肃地批评了我，责怪我把这么繁重的任务留给顾先生。对此，我至今还心存愧疚。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我和我的研究生尽可能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也算是对先生的一点补过。这本书曾经获得了中国图书奖。

顾先生对于比较教育学的贡献更是中国教育学术界的典范。在北师大教育系任系主任的时候，他最早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胡昌度教授来中国讲学3个月并且举办了了全国教师的进修班；80年代初，顾先生与几位老前辈共同主持编写了我国建国以来的第一本比较教育教材，至今已印行一百多万册；他亲自给中央领导写信，提出恢复《外国教育动态研究》的主张，第二年被批准（1993年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这是中国比较教育的第一份刊物）；1983年，顾先生推动创建了比较教育研究会，并任理事长至今；顾先生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位比较教育博士和第一位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目前，比较教育学科在全国有四个博士点，十多个学校有硕士学位授予权。他还主编了《世界教育大系》、《比较教育论丛》、《比较教育译丛》、《比较教育丛书》等大型比较教育研究的著作可以说，这是一个人和一个学科的神话。
    顾先生对我的成长也非常关心。1997年我到苏州市政府担任副市长以后，他多次写信鼓励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不要放弃学问；他还帮助我出主意，如何将苏州的教育更上一楼。他还专门考察了新教育实验学校，为昆山玉峰实验学校的新教育实验陈列室题词“新教育，新理想，新教师，新课堂，培养新人才”，肯定新教育实验对于教师成长的积极作用。

去年年底，我调任民进中央副主席，他勉励我继续为中国教育鼓与呼。顾先生告诉我，他的岳父周建人是民进中央的第二任主席，他准备把周老的一些遗物与文稿捐献给民进中央。今年的中国教育学会代表大会上，我即兴对中国教育的几个问题发表了意见，当我担心自己的发言可能有点“走火”的时候，顾先生马上说，“讲得好！”最近，他还要带领中国教育学会的领导专程走访民进中央，共商中国教育发展的大计。

我是幸运的。在我的成长的旅途中，有顾先生这样的长者引领、提携和督促、鞭策，有许多朋友的帮助和同行，这是我人生的幸运，也是我前行的动力。

今年是顾明远先生80寿诞，又是先生从教60周年，谨以此文献给这个慈祥的长者和博大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