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是一位老师，告诉我们应该充分重视体育的价值。每一届的奥运会，全世界的人都会为体育“狂”；每一场重大的体育比赛，都会让许多人如痴如醉。而在体育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进取精神、拼搏精神、公平竞争与团结协作的精神、爱国主义的精神等，更是让我们了解体育在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国运昌，则体育兴。我们已经告别了东亚病夫的时代，但是金牌的辉煌还不等于体育的成就，全民族的体育意识和身体素质才是衡量体育强国的标准。

体育的基础在学校教育。热爱运动，追求健壮，参与竞争，崇拜英雄，这样的体育文化应该从小在孩子们的心中扎根。为了迎接北京奥运会，最近几年我们在全国实施了奥林匹克教育计划，推动了“阳光体育”工程。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在强大的应试教育背景下，似乎效果仍然不太明显。今年6月1日，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公布了教育部等部门共同组织全国第五次全国多民族大规模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学生肥胖检出率仍然继续攀升。7至22岁城市男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分别为13.25%和11.39%，比2000年上升了1.4和2.7个百分点；7至22岁城市女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也分别上升了0.7和0.9个百分点，达到8.72%和5.01%。而且，最严重的肥胖流行状况出现在北京，平均每5个孩子中就有1个“小胖子”

这说明，如果我们没有真正认识体育的价值，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应试教育的考试与评价机制，没有改变体育在学校教育中作为可有可无的“小课”或者装点门面的“花瓶”的现状，体育就不可能真正地受到重视，我们民族也不可能真正享受体育带给我们的欢乐与尊严。

奥运是一位老师，告诉我们应该充分理解体育的精神。奥林匹克运动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更快、更高、更强”。这句格言是顾拜旦的好友，巴黎阿奎埃尔修道院院长迪东神父在其学校举行的一次户外运动会上，鼓励学生们时提出来的。顾拜旦借用到奥林匹克运动上来，并且在1920年成为奥林匹克格言，同时在第7届奥运会上首次使用。这句话充分表达了奥林匹克运动不断进取、永不满足的奋斗精神，体现了向人类能力的极限不断挑战的追求，因此也成为体育精神最简洁明了的一种表述。“更快、更高、更强”，不仅指在体育运动中，在竞技场上，要敢于拼搏、敢于冒险、敢于胜利，更是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要追求卓越、永不满足，不断地战胜自己，向新的目标冲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郎平当年为澳柯玛做的广告，既是许多优秀运动员精彩人生的写照，也是我们应该具备的人生态度。这句来自学校的格言，应该回到我们的教育中去，让我们的学生们在自己的学习、生活中不断地向“更快、更高、更强”的方向前行。

奥运是一位老师，告诉我们应该充分理解体育的和谐。体育是竞争，但更是合作与和谐。在古希腊，奥运会召开前夕，人们会在神圣的祭坛点燃火炬，然后高擎火炬奔赴希腊各个城邦，一边奔跑一边高呼“停止一切战争，参加运动会去！”火炬所到之处，战火无不熄灭。人们忘记了仇恨，忘记了战争，开始了“神圣休战”，奥林匹克运动成为和平的使者。现在，奥林匹克运动已经成为国际性的体育节日，象征着五大洲团结的奥林匹克五环标志，象征着人类追求光明与理想的奥林匹克圣火，都已经成为国际体育语言，成为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语言、不同人种和肤色相聚一堂共唱同一首歌的世界人文景观，“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就是这种体育和谐的价值体现。

在体育运动中，当然少不了对抗性的竞争，但是在竞争的同时更有合作与友谊。“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竞技上有交锋，感情上有交融。同时，许多体育项目是集体项目，需要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默契的配合，需要每一个运动员具有友好、同情、体谅、协作、团结、礼貌、尊重等品质，需要团队精神与集体情怀。其实，这种精神与情怀也是学校教育应该努力培养与塑造的。在现代社会，与人合作共事的能力不仅决定着个人事业的成败得失，同时也影响到人生的幸福指数。学会换位思考，学会与人相处，这也是奥运老师教给我们的和谐课程。

当然，奥运这位老师教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这些，如公平公正的理念、人文奥运的理念等。我们奥运是精神财富能够永远地留在吾国吾土，能够永远地写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能够永远地在我们的青少年心中生根开花结果。

在苏州的时候，曾经参加过画信协会的许多活动，为她的特殊魅力所吸引。画信以“不好没关系，不好才是最好”作为基础理念，不讲究绘画技巧，重视心灵的沟通，谁都可以凭借“画信”自由地表达真情实感。从这一点来看，画信是原生态的，是大众的，是“绿色”的。画信的重要目标，就是弘扬中国笔墨文化，传播中国美学艺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使得这种形式在传统美学教育与传统文化两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画信不仅是思想文化交流的工具，它本身又是一种艺术，一种情操，一种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当今电脑、电信、电话等现代化工具普及的现代社会，在各种原因造成一定的道德失范的时代，呼吁恢复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是一切有识之士的责任。画信的推广适应了这种时代的需要。

画信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交流工具，也是一条非常特别的表达路径。她不受语言甚至文字的限制，目不识丁的人也可以借助画信表达自己的情感。在苏州举行世界遗产大会的时候，画信曾经立下了汗马功劳。汶川大地震以后，苏州市“画信”界的朋友们又积极开展关爱灾区受灾群众和学生的活动，用画信这种形式将爱心传递过去，在心理方面鼓励灾区的人们克服困难，树立重建家园的信心。这无论对于灾区，还是非灾区的青少年，都是十分有益的。

我特地在苏州的画信专栏前驻足良久，看到了沧浪区、相城区、常熟市等组织的许多优秀的画信作品，其中不仅有很多中小学生的创作，同时还有一些8、90岁的老人。据说，沧浪区就发动了465位“五老”朋友，进行了15场培训，选送了5000枚画信作品寄给奥运健儿，参加这次画信的展览。与参加活动的几位外国使馆的文化参赞交流时，他们无不为苏州的画信朋友而感动。

在这次邀请展中，又一次见到山路智惠小姐，这位5岁就开始画信生涯的日本小姑娘，长期在中国画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中日两国的画信使者，她特意和日本东京都的小学生们一起用画信表达了对她们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祝福。而来自土耳其、尼日利亚等国家的文化参赞，也非常自豪地向我介绍了他们国家的儿童的画信作品，胡锦涛总书记、姚明等人物都出现在他们的画信中，而象征奥林匹克运动的“五环”，更是反映了他们对于北京奥运会的向往与祝福。不需要任何文字，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孩子们想表达的意思与情感。

奥运无国界，画信无国界。感谢苏州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在北京祝福奥运的成功，展示苏州的风貌。

然而，北京这座城市带给我的第一次触动心灵的震撼，却正是这样一幅优美而壮阔的图景。这几年走过祖国的大江南北，许多城市都有鳞次栉比的广厦大楼，许多城市都有白夜如昼的灯火霓虹，许多城市都有宽阔的马路和壮观的车流，但我素来并不嘉许这些尽落眼底的喧嚷繁华。只有在北京，在那样的夜里，那洪流一般壮阔迤逦的酒红月白，才能带给我那样汹涌的冲击，那种光彩，那种旋律，那种气魄，就像是卡拉扬指挥的交响曲，从视网膜一路酣畅淋漓地流淌到每一根末梢的神经，搅动着我沉寂了大半个冬天的心绪，倏地爆发出一股久违的豪气，仿佛脚下涌动地正是时代的洪流，恨不能纵身一跃，急流勇进，男儿功名。

转眼间，再次来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临近奥运的七月中旬。寒假里碍于室外的彻骨严寒，大部分时间都龟缩在家里孵暖气，对于北京，记忆中虽然只烙刻下了上述的印象，却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祖国首都的博大气度和伟岸胸襟。时至今日，当我坐着汽车经过长安街的时候，看到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和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心头虽然也燃起一阵热血沸腾的自豪和感动，但是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出的，竟然还是那一夜的情景，那样久久不绝地激荡。

几天以后的一个黄昏，去恭亲王府听京剧，开演前在后海的胡同里转悠了片刻，虽然只是擦肩而过的一撇，可那些旧式的民房院落，青灰色的砖墙，深灰色的檐瓦，那像波浪一样动人的拱顶，还有那绛红色的门扉顶端饰着的鲜艳而不失端庄的画梁，却像印在邮票或是年画上的那些建筑一样，优美而端仪地烙刻在了我的心底。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魅力啊，岁月不仅没有摧折它们的神采，甚至连一点老去的斑驳痕迹都不愿驻留在它们的面庞，只有一小抹一小抹爬山虎的生趣盎然的绿色，像雨渍一样婀娜蜿蜒，透漏出些许春夏更迭、年月变迁的讯息。暮色如烟，一种温柔的灰色，渐渐地从黄昏的光辉中剥离，投进街巷院落的怀抱里，仿佛这些青灰色的院墙、深灰色的檐瓦，正用一种父亲母亲般慈爱的声音，呼唤着正在胡同口嬉耍的孩童归家吃饭。此情此景，不论是羁旅的路人，还是惆怅的过客，大概都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一种甜蜜而美好的温情，就像触动了那根自少小离乡时便久未被拨动的心弦一样。

我想，这也正是北京独具的魅力吧。这样一座雄丽和温柔的都城，让我们为即将到来的奥运，为注定流光溢彩的八月，献上我们每一个儿女最美好的期许。

——访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南风窗记者 杨军 发自北京

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质疑似乎不绝于耳，如关于收费过高造成一些学生上不起大学，高校负债如何偿还，教育质量下降，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高校官僚作风等等。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改革落在了中国整体改革的后面。

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记者走访了著名教育家、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教授。

参政为民

《南风窗》：去年底，您被选为民进中央的专职副主席，作为民主党派领导人，能否给我们谈谈您参政议政的一些感受。

朱永新：我们国家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一种民主形式，为社会各方有序参与提供了很多渠道。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如何积极履行参政议政职责，如何把履行参政议政职责与本职工作有机地结合，如何把参政议政与自己的学术研究统一起来，是我一直思考的。我认为至少要做到三方面：

第一，立足专业背景，将学术研究、本职工作和参政议政结合起来，以学术研究促进本职工作，从本职工作中挖掘提案参政议政。最近五年，我是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学博士生导师，也是苏州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作为学者，我发动了被称为“新希望工程”的新教育实验，与全国乃至外国教育研究者一起，探讨教育规律，从理论基础、实施难点层面，为政府制定教育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作为分管教育的副市长，我又从政府教育决策和行动中，寻找教育问题的症结所在，探讨教育问题的解决之道，并形成提案递交给全国政协。

第二，立足中国国情，将报国情怀、民主监督、建言献策统一起来。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时候，不能不顾国情。如果只是照搬西方经验，迷信书本理论，就会误国误民。只有将书本和实践相结合，将书生情怀和理性精神相结合，将中国实际和国外经验相结合，将及时性和建议的可行性相结合，才能真正有效地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

第三，立足民间社会，将国家大事、百姓生活、网络民声整合起来。不了解民间疾苦，民生百态，就不可能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每年两会前夕，我都要在“教育在线”（www.eduol.cn）上正式征集提案和建议，主题帖叫“请为中国教育鼓与呼”，访问量很大，我的一些提案，都是通过网络征集的，有一些提案直接来自于网友的建议。

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五年间，我撰写了大量以教育为主题的提案，被新闻媒体称为“撰写教育提案最多的全国政协委员”

去年12月，我成为民进中央的专职副主席。今年春天，我转任全国人大常委。按照全国人口平均计算，大约每45万人才产生一名人大代表，常委就更少了。所以总觉得肩负着人民的重托，责任重大。我们民进有一句话叫“立会为公，参政为民”。我把它当作我的座右铭。

发展中的问题

《南风窗》：中国恢复高考已经31年了，距《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也已经23年，您如何评价中国的高等教育现状？

朱永新：平心而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总体上有了很大进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以说已经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在国际上，一般来说毛入学率达到15%，就算是大众化，2007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3%左右。从数量上来说，我国高等教育有了非常大的飞跃。这么多年来，通过“211工程”和“985规划”等，高校的科学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通过教学评估和学科建设，高等学校的教学管理逐步规范，教学水平稳中有升。高等学校在帮助弱势群体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教育部承诺要让老百姓上得起大学，并且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助学贷款等。

但是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高等教育行政化倾向比较突出，高校分为副部级、正厅级学校等，行政级别色彩非常浓，校园内部的行政色彩也非常浓，学术的中心地位受到影响，高校的学术氛围、学者做学问的兴趣，都受到了影响。

其次，相对来说，整个高等教育的分类管理相对来说还不够，各种大学趋同化情况严重，所有大学都向综合性大学发展。学校特色不明显，学校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第三，一大批最优秀的人才还没有加入到大学教师队伍中来。目前各级科学院、社科院、作协、画院等系统都是和大学分开的，也就是说，非大学机构聚集了大批知识分子。我认为，完全可以把拨给这些机构的款项拨给大学，把这些机构里的知识分子聚集到大学里面。上述研究机构里的学者、作家、诗人、画家等都应该在大学里面做教授。国外大学里有驻校作家，驻校诗人，驻校画家等等。更多的社会精英聚集在大学，这样大学才能更有人文气息和学术氛围。对于在上述机构工作的专家学者本身来说，大学的环境也会更加有利于他们的发展。而且这样可以使政府节约许多行政成本。

第四，大学教学品质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进程太快，仅用了短短20多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个历程，而西方国家则经过100多年发展才走完这个过程。高等教育的急剧膨胀，导致了一些问题，比如师资明显不足，造成一部分高校教师队伍鱼龙混杂，教学质量不能保证；大学的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还不够强等等。我们的大学基本上还是延展延续了中学教育的方法，满堂灌的情况还很严重。可以说，我们的大学还是把知识作为起点。曾经有一个调查，中国大学生每月阅读量不到一本书，而且真正阅读专业类书籍的不到20%，阅读外文书籍的仅仅9%。而美国大学生每周阅读量在500至800页。

第五，少数高校学术呈现虚假繁荣。现在的一些教授往往同时在两三个学校任职，导致一个教授的成果可能在三个大学同时被计算，这种重复计算夸大了学术成果。教授可以在别的学校兼职上课，但是学术成果不应该作为兼职学校的科研成果。我认为，一个学校的兼职教授不能超过一定比例。

    另外还有具体的问题，比如高等教育评估问题，现行的一些评估政策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真正的竞争。而且，现在的各种教育评估，尤其是学位点评估等，往往成了学校之间的公共关系竞赛。“条件”不如“关系”，许多学校的主要精力不是建设而是“攻关”。再如大学债务问题，新一轮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扩招的需要，相当多学校都建立了新校区，学校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借钱，还钱上。用在学校内涵建设上的精力就不够。2006年、2007年，我曾相继提出了《关于严格控制大学建设新校区的提案》、《关于尽快解决高校巨额贷款负债问题的提案》。国家对高校债务问题也很重视，陈至立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高校债务存在潜在的风险，要把高校负债问题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弱化高校行政色彩

《南风窗》：您刚才提到高等教育行政化倾向比较突出，确实，高校似乎越来越不单纯，学术腐败、官僚作风严重，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源是什么？

朱永新：中国的干部制度一直是序列化的。一般都是科、副处、正处、副厅、正厅这样一级级升上去的，很难从破格的程序提升。所以如果要想和政府间人员能流动，高校就必须有一个参考的级别。一直以来，中国公立高校的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原来本科院校的党委书记与校长是正局（厅）级，近10来，位列“985高校”的大学成了“副部级大学”，其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副部级干部。1999年，进入985工程第一期的高校只有9所，而到2007年，985高校已经有43所。某种程度上，副部级大学的出现，也增强了高校领导的官员定位与官员意识，大学校长又基本是上面任命的，这也强化了政府对高校的行政管理。现在高校的评价机构、行政机构可以说都是行政导向的。高校浓厚的行政色彩使原来学术气息浓重的大学校园不可避免会出现学术腐败和教育腐败问题。

《南风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校校长其实是作为官员来提拔和任命的，一些院长、系主任和教授也会在高校和政府机关间调动，如果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这样的调动将以什么为标准呢？

朱永新：确实，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可能会使学者教授没有机会进入干部序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我认为有一种变通的办法，那就是对学术性机构应该给予特权，不要进入序列化过程，走非公务员系列。但大学教授可以做科长，也可以做处长、厅长。只要用人单位有一套完善的考评机制，职位要求和考评方式是明确的，这就具有可操作性。大学走行政序列在国外是没有的，有行政级别其实反而限制了很多教授进入行政序列的机会。

《南风窗》：在现有情况下，怎样切入才能更好地弱化甚至消灭大学的行政色彩呢？

朱永新：最好是能修改高等教育法，建立起大学的职员制。大学里应该只有少部分职员即管理人员，这些职员是终身制的，这些人应该参照政府管理，有层级管理，有很大的晋级空间，但这种晋升以工资级别为主，不予职位挂钩。其他职员应该都是轮换的。大学里面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员界别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晰的。我认为不应该把高校的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员明显分开，而应该实行轮换。行政领导职务，比如教务长，应该由教授来做，实行任期制，任期结束还回去做教授。教务长和其他行政人员应由民主选举、校长任命。所有类似的岗位都由教授轮换。这样还能大大减少高校行政人员的数量，提高行政人员的工作水平。现在高校行政人员太多了，而且行政人员考评压力没有教授的考评压力那么大，因此，在高校，做行政人员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比做教授更有吸引力。

改革不在于大刀阔斧，而要循序渐进，但关键是找准方向。我们高等教育的路究竟怎么走，改革的方面是什么，需要认真研究。据我所知，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考虑修订《高等教育法》，我们期待这次修订会解决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改革是漫长的过程，高等教育达到理想的状态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大学应分类管理

《南风窗》：现在大学基本成了一个产业实体，您如何看教育产业化。

朱永新：大学不应该泛泛讲要不要产业化。因为不同的学校要求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目前中国的大学分类不是很清晰，大学应该分国立、省立、市立、民办，民办大学里面又分赢利性大学和非赢利性大学。公立大学就是政府的事业单位，是为老百姓提供公共产品的地方，经费应该由政府财政来提供支持，应该是完全的非产业。民办大学里面不赢利的也是不应该产业化的。赢利性的当然可以走产业化道路。所以，讨论大学应不应该产业化，首先应该对大学作一个界定和分类。非赢利性的不可以产业化，而赢利性大学则必须产业化，像美国的凤凰城大学。

《南风窗》：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在那些公立大学里，财政拨款并不足以支付学校的一切开支。

朱永新：这确实是个问题，也正因此，高校不得不想方设法取得额外收入。以高校招生为例，虽然高校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招生自主权，但可利用120%投档、加分政策、特长生招生、2%机动指标等办法取得一定自由度。现在一些高校有5%～10%的点招生名额，只要学生够了提档钱，就可以被录取。这种点招生学生一般每人要交5万到10万元费用，这已经成为学校经费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国外，大学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本比如各种基金会的捐赠等。但我们的公立大学的基本预算不能依靠这个，公立大学的财政拨款不能搞差额。但现在各级政府还不能完全保证拨款，原因之一是大学数量众多，财政负担沉重。如果把公立大学减掉一半，政府经费就没有那么紧张。我主张大学要进行改制，保留10到20所国立大学，每个省保留2所左右公立大学，每个市保留1到2所市立大学。可以把其余的大学“卖掉”，交给企业去做，用企业精神改造大学，应该出台中国著名企业办大学免税等政策。这样大学和大学之间就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

《南风窗》：其实近十年来，中国的财政还是很充足的，用于高等教育的资金也不少，比如进入“211工程”和“985规划”的学校，都得到了大笔拨款。但我们提出要建100所世界名校是不是目标太高，目前全世界来说，称得上世界名校的，也不过百所。如果把资金集中一些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朱永新：香港科技大学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成了世界名校。中国给一些国内名校拨款很多，是完全有可能建成世界名校的。但现在很多学校都把钱用在硬件建设上。我认为大学的关键在学科，按学科瞄准世界地位，更容易吸引人才来，所以大学应该按学科投入。“211”是按学校支持，如果按学科，可能效果会更好。

《南风窗》：高校的创收还有一种模式，很多高校的研究生导师，特别是工科院系的导师都有拉课题的任务，给一些专心学术的老师造成极大压力，并使一些学者商人化，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朱永新：这种情况国外也有，国外很多高校也管教授叫老板。中国出现这种情况和中国现在的科研评价机制有关，太急功近利，科学研究往往周期较长，出成果可能要5年甚至10年，现在是每年评估。造成一些教授注重包装，而不注重内在和长久的东西。在大学里面，对学者本身的评价，过分注重了他的发表成果，他的科研经费、课题等等，而忽视了学术界本身对他的认同。国外很看重一个学者在学科里面的影响，他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威望。不同学科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有些学科周期长，有些周期短，有些学科和市场关系密切，有些不密切，所以不同学科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区别对待。

《南风窗》：如何让和市场关系不密切的基础学科有足够的资金发展，而又不是靠学者自己东奔西走拉课题呢？

朱永新：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比较难。首先政府对科研的投入体制要有变化，对不同学科有不同的政策，涉及到基本理论、长远发展，政府要投入多一些，不能让这些老师面向市场，他们面向市场根本拿不到钱。其次，我们和大学配套的民间基金非常不充分。大学教授拿钱一个是从政府拿，重点面向基础性学科，和国家长远发展基础密切的。一个是直接面向市场的，可以交给企业家去做。还有一些学科介于两者之间，不属于基础学科，也不是直接面向市场，但社会上很多人对这些学科特别有兴趣，比如某些特殊的乡土艺术类专业。这样的学科要靠基金会。政府和企业都拿不到钱，就可以到基金会拿钱。也就是说让不同类型的教授从不同途径都得到资金。

《南风窗》：现在中国社会的非营利机构还不够发达，基金会规模也较小，从基金会得到大笔资金恐怕还不现实。

朱永新：教育的发展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配套发展，现在可能是有一些外部条件不具备，但这是方向。政府可以出台免税等一些激励机制。

让民间资本进入

《南风窗》：您前面提到高校转制问题，就是把一些高校交给企业去办。现在好像已经有不少民间资本进入了高教领域。

朱永新：是有一些，但中国的民间资本还没有真正进入教育领域。首先现在没有好的机制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因为公办学校占了绝大部分比重，留给民间资本的空间就很小，先前进入的民间资本有许多是在苦苦挣扎。其次，中国高等教育现在还是审批制，而不是准入制，一道道门槛使民间资本进来后风险很大，发展缓慢，很难短期实现办一流大学的目标。必须先办专科，专科一般两年，第一届学生毕业后，才有资格办本科，本科四年，第一届学生毕业后才有资格申请硕士点，这个周期太长，没有20年是建不成一所好大学的。国家应该制定一个标准，招博士是什么条件，大学本科是什么条件，只要达到条件可以一步到位。就像办企业一样，不一定先办一个小厂，办好了再办一个大厂。国家应该注重标准的建立，而不是注重门槛的设立。可以对那些弄虚作假的学校开出黑名单，永远不得进入。第三，目前公办大学办了相当多的独立学院。这些独立学院其实是民营的，收费和民营学校差不多，但是挂着公办学校的金字招牌，。这对其它民营学校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真正的民办大学发展比较困难。政府应该放宽限制，鼓励更多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

《南风窗》：独立学院现在好像也在萎缩，听说有些是因为母体学校收费太多而不胜重负？

朱永新：有这个原因，不少独立学院要给母体“交租”，很难处理好和母体学校的关系。独立学院往往处于弱势，赢利不大。

还有一些规定也不尽合理。比如规定独立学院要有500亩地。这个要求不太合理。国外很多著名大学只有2、300亩地。香港城市大学就100多亩地，招了将近2万个学生。看大学主要是看品质，而不是占地多少。

    《南风窗》：如果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并和公立高校在同一个标准下竞争，对公立学校也是一种促进。

朱永新：是的，这对高等教育发展应该是极好的促进。公立学校对社会变化缺乏敏感，办得好不好政府都给钱，学校没有内驱力，缺乏改进的动力。民办大学就不会，因为民办大学只有两条路——要么辉煌要么死亡，没有中间路。学校要拿毕业生的就业率说话，靠自己的信誉让社会承认，让市场承认。最典型的是中欧国际商学院，他们没有经过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就自己给毕业生发文凭，教育部门不予承认，所以早期中欧的毕业生没有教育部门文凭。但后来美国、欧洲都承认了中欧，认为它是中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后来中国教育部门也就承认了。我去看过北京的吉利大学，他们现在也自已发本科和研究生文凭。应该鼓励他们探索，让社会去选择。只要它的毕业生有市场，学校就可以办下去。

重点句：朱永新语录

现在高校行政人员太多了，而且行政人员考评压力没有教授的考评压力那么大，因此，在高校，做行政人员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比做教授更有吸引力。

大学不应该泛泛讲要不要产业化。因为不同的学校要求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公立大学就是政府的事业单位，是为老百姓提供公共产品的地方，经费应该由政府财政来提供支持，应该是完全的非产业。

我主张大学要进行改制，保留10到20所国立大学，每个省保留2所左右公立大学，每个市保留1到2所市立大学。可以把其余的大学“卖掉”，交给企业去做，用企业精神改造大学，应该出台让中国著名企业办大学免税等政策。

中国高等教育现在还是审批制，而不是准入制。国家应该注重标准的建立，而不是注重门槛的设立。

规定独立学院要有500亩地。这个要求不太合理。国外很多著名大学只有2、300亩地。香港城市大学就100多亩地，招了将近2万个学生。看大学主要是看品质，而不是占地多少。

十年前，我担任苏州市分管体育的副市长时，艳青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运动员，现在，她已经是两次奥运会的冠军，两个奥运会记录的创造者，多个世界冠军的获得者。她又是党的十七大代表，苏州体育局的副局长，可谓万千宠爱于一身。

点击2007十大教育关键词

朱永新

    教育是第一民生——共建精神家园——西部“两基”攻坚——免费师范教育——国家助学行动——阳光体育运动——恢复高考30年——西南联大70年——杜郎口旋风——心灵的教育

    2007年，是中国教育发生重要变革的一年。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召开的前后，中国的教育围绕科学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这里，我用关键词的方式，对2007年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做一个探讨与梳理。

    一．教育是第一民生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用相当的篇幅，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问题，明确要求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其中，把教育问题作为民生问题来提出，把学有所教的问题放在民生五有之首，这是十七大报告的一个重要亮点，也是2007年中国教育的最重要的关键词。

    教育是第一民生，首先要求我们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如果说经济是果实，科技是花朵，那么教育就是土壤。没有教育的肥沃的土壤，永远不可能有盛开的科技之花，更不可能有丰硕的经济之果。所以，各级政府应该加大教育的投入，保障教育经费的三增长。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教育是第一民生，其次要求我们大力推进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和前提，而且是社会阶层流动与变迁的调节器。所以，政府应该做好教育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在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的同时，多一些雪中送炭，少一点锦上添花。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质，大力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要建立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通过若干年的努力，把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同一地区同一城市的不同学校之间的教育差距，缩小到最小的范围。这次报告修改时还特别增加了关心特殊教育的内容，显示了党中央对于所有人群的关爱，也为我们推进教育公平做出了表率。

    教育是第一民生，还要求我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公平与效率始终是教育发展不可偏废的问题。在做好教育公平的同时，我们应该努力提升教育品质，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内容方式、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要努力改变“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格局，寻找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突破口。

    教育是第一民生，更要求我们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重点提高农村教师素质。教师是教育的关键。没有教师的发展，就没有学生的成长；没有教师的幸福，就没有学生的快乐。应该认真研究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律，推动教师自觉地走专家引领、行动反思、共同体互助的道路，为教师的进修研究提供最好的服务，让他们能够真正地享受教育的幸福。

    教育是第一民生，最后还要求我们特别重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教育生活之中。教育的根本目标是让人类不断地走向崇高，让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就谈不上凝聚力。所以，应该通过共读共写共同生活，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融进我们的教育中。

    二，共建精神家园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凝聚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指出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总书记的讲话可以说是切中时弊，一针见血。不仅为我们的社会，也为我们的教育指明了方向。这是和谐社会理论在教育方面的重要体现。虽然“共建精神家园”的问题远远没有引起教育界足够的重视，但是问题的提出本身，应该成为2007年中国教育的关键词，也许我们会用很长的时间来消化这个词汇。

    在我们的学校里，这个本来应该最温馨最纯真的地方，这个寄托着未来社会的美好、希望的地方，今天它同样存在着共同语言、共同价值和共同道德崩溃的危机。我们无需粉饰，正像整个社会陷于拜金主义的风潮中一样，我们的学校目前正深陷于拜分主义和市场主义的陷阱中，甚至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只有分数才是我们学校师生之间，家长和教师之间，校长和教职员工之间，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共同语言。机械的应试教育既毒害了一批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又严重违背了国家和政府关于实施素质教育的政策，更不能为未来的社会造就有创新能力、有公民素养的新人。但是，由于教育的无方向性，由于科举文化与应试教育的惯性，由于没有终极价值的引领，由于长久以来所产生的不安全感和无力感，整个社会和绝大多数学校依然沉溺于其间而无力自拔——这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一个潜在危机。而且，我们认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与共同思想基础的形成，必须从学校开始。

    如果没有共同的神话与历史，没有共同的英雄与传说，没有共同的精灵与天使，没有共同的图画与音乐，没有共同的诗歌与小说，我们就不可能拥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道德标准和对未来的共同的愿景，也就没有所谓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共同思想基础。我们的社会就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身为一个中国人，身为由数十个民族组合而成的大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今天我们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茫然：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究竟是谁？我们是不是龙的传人？我们是不是炎黄子孙？我们是不是儒家文化的传人？我们是不是拥有诸子百家和唐诗宋词的伟大民族？我们是不是拥有二十四个伟大朝代的历史？现在，这一切都因为虚无主义、怀疑主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而遭受侵害。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她）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为了寻找到我们自身，我们需要共读我们的神话与历史。通过共同阅读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精卫填海和夸父追日，炎帝与黄帝的战争与结盟，我们将真正地成为同一个中华民族祖先的文化后裔。

    我们曾经有过伟大的共读共写共同生活的传统，千百年来，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曾经把我们的祖先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他们拥有完全相同的语言，而这些语言也有着相似的解释：礼、仁、智、义、勇、孝悌……在对于这些共同经典的解读中，逐步形成了共同的价值体系与思想基础。而在数十年前，我们还曾有过一个短暂的共读历史，通过共同阅读马克思主义学说，一个民族又一次拥有新的共同语言。

    我们提起这些，并不是緬怀失落的过去，更不是提倡大家把四书五经或者某部哲学经典当成是我们这个时代共同语言的惟一来源。只是从历史身上我们不得不看到事实本身：只有拥有共同语言、共同经典的民族才是一个民族共同体，而不是聚焦在一起的人群；只有拥有共同基本立场与价值观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共同体，而不是一盘散沙。

    杜威曾经说过：“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为了形成一个共同体或社会，他们必须共同具备的是目的、信仰、期望、知识——共同了解——和社会学家所谓的志趣相投。”“人们住地相近并不成为一个社会，一个人也并不因为和别人相距很远而不在社会方面受其影响。一本书或一封信，可以使相隔几千里的人们建立起比同住一室的住户之间存在的更为紧密的联系。”（《民主主义和教育》）这里再一次说明，共同的阅读与共同的生活，对于共同价值体系的形成，是多么重要。

    我们应该牢记一个事实：没有共同意志的民族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随时会被其他人征服，或者仅仅是一些新鲜的词语和肤浅的偶像所迷惑；没有共同英雄与准则的社会只是一个生物智商的角斗场，它不可能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没有共同的语言与密码的学校和教室，以及家庭只是一间冷冰冰的房间，生活的丰富性在这里丧失殆尽；没有共同体背景的学习只是一个机械的训练过程，它不可能真正实现生命中的无穷可能性。

    衷心希望我们的民族能够在不久之后恢复并长久地拥有“共读”的传统，共写的实践，从而具有共同的核心价值体系与共同的思想基础。我们与孩子之间，我们的孩子之间，在未来能够拥有共同的语言与密码，真正地共同生活在一起。

    三、西部“两基”攻坚

    2000年，我国总体上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奋斗目标，但是尚未“普九”地区的“两基”工作还面临着艰巨的攻坚任务。到2002年，全国还有410个县未实现“两基”。这些县虽然只占全国县数的13%，但涉及国土面积达34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36%，人口830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6.4%，其中有309个少数民族县，51个边境县。由于地处边远、就学成本高以及义务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等诸多原因，整个西部地区“两基”人口覆盖率仅为77%，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年，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达总人口的9%，“两基”攻坚任务格外繁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在2003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代表国务院作出了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重大决策，决定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两基”攻坚任务。

    410个攻坚县多数分布在高寒荒漠地区、边远农牧区和边疆地区。这些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不少群众生活十分贫困。有的地方自然条件极为恶劣，有61个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两基”攻坚，其难度之大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

    四年多以来，国家采取了许多重要的措施，推进攻坚计划。一是调整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由农民部分承担转变到由政府全部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管理由原来的以乡镇为主转变到以县为主。二是加大投入，改善中西部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中央财政累计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专项支出达500多亿元。三是实施以“两免一补”为核心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向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四是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各地紧密结合农村实际，因地制宜地开展素质教育，积极推进农村中小学课程和教学改革。五是广泛开展教育对口支援，东部支援西部、城市支援农村，12个东部省份均与西部省份结成了帮扶对子，通过捐助资金、援建学校、培训校长和教师等多种形式支持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并形成了对口帮扶的长效机制。经过四年的攻坚，这410个县已经有368个通过了国家“两基”验收，其余特别困难的42个县也达到了攻坚计划确定的“普六”标准。

    2007年11月28日，陈至立在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正式宣布，《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2007年)》提出的各项任务如期完成，西部地区“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8%，比攻坚计划实施前的77%提高了21个百分点，初中毛入学率达到了90%以上，青壮年文盲率降到5%以下。长期以来困扰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农村孩子“上学难、留不住”的问题得到了初步的解决，西部农村学校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的成功实施，让知识的阳光普照到西部偏远乡村数百万农村孩子，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村义务教育的高度重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谱写了我国教育发展史的壮丽篇章。

    陈至立同志在表彰会议上指出，近年来，各级政府通过调整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和开展教育对口支援等一系列措施，推动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迈上了新的台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陈至立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改善民生的新要求出发，埋头苦干，努力开创农村义务教育新局面。一要巩固“两基”成果，集中力量解决西部剩余42个县的“两基”攻坚，继续改善已完成“两基”任务地区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二要继续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优先支持农村教育发展。三要更加重视素质教育，不断深化农村学校课程改革，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四要大力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实施好免费师范教育，推进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工作，改善农村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五要进一步落实各级政府对教育的保障责任，建立健全义务教育预算制度，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

    四、免费师范教育

    2007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为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将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建立相应的制度。5月9日，温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76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决定从2007年秋季起，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

    办法要求2007年六所部属师范大学计划招收12000多名免费师范生，报考对象为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高中毕业生，并达到部属师范大学在本地区的录取分数线；符合教育部《200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思想品德优良，热爱教育事业，毕业后愿意长期从教；身体健康，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在招生的批次上，各省（区、市）均安排提前批次录取。在免费师范生的招生工作上，坚持自愿、择优、公开的原则。热爱教育事业、有志于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的优秀高中毕业生可自愿报名，学校择优录取。同时，非师范专业的优秀学生，在入学两年内，也可以在教育部和学校核定的计划内转入师范专业，并由学校按标准返还学费、住宿费，补发生活费补助。免费师范毕业生一般回生源所在省份中小学任教。

    在培养目标与教育方法上，办法要求相关学校围绕培养造就优秀教师和教育家的目标，大力推进教师教育改革，特别是根据基础教育发展和课程改革的要求，精心制定教育培养方案。在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课程建设、教学科研条件保障等方面向教师教育倾斜，优化资源配置。安排名师给免费师范生授课，选派高水平教师担任教师教育课程教学，建立师范生培养导师制度。按照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要求，加强师范生师德教育。同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完善师范生在校期间到中小学实习半年的制度。通过培养教育，使学生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热爱教育事业，具有长期从教的职业理想，为将来成为优秀教师和教育专家打下牢固的根基。另外，为免费师范生的继续教育和长远发展创造条件，优秀毕业生经考核符合要求的，录取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校将为他们设计有针对性的、高质量的在职学习课程，并通过远程教育、假期集中面授等方式提供学习支持。部属师范大学将主动关心免费师范毕业生的成长，长期跟踪服务，促进他们终身学习，尽快成长为优秀教师。

    2007年9月，全国第一批免费师范生进入各师范院校。9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国务委员陈至立专程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刚刚入学的免费师范生，并与几百名学生和老师进行了座谈。温总理说：“目前，师范生免费教育制度已在全国六所师范大学试点。实施这一制度，就是要在全社会真正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教育真正成为最受尊重的事业，鼓励更多的优秀青年终身做教育工作者。”温家宝指出，大家都希望我们的国家早日实现现代化，在世界上受到尊重。这靠什么？靠发达的经济、先进的科技、充分的民主、完善的法制、高尚的道德和高水平的国民素质，其中最根本的是国民素质。“师范院校肩负培养和提高国民素质的重大责任。国家兴衰在于教育，教育好坏在于教师。从这一点来说，师范教育可以兴邦。”

    温家宝对于免费师范生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要有爱心。二是要有知识。“如果大家在师范大学里把这两条都学到了，融在了血液里，并推向整个社会，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就会更好。”他说：“外面的世界五光十色，诱惑确实很大。但同学们必须要坚守心里的道德底线，必须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社会、献给人民、献给祖国。只要怀着极大的社会责任感去学习、工作，我们的生活就会是多彩的，我们的精神就会是高尚的。”温总理表示，办教育，一是要用心力，二是要用财力。实施免费师范生制度，目前是试点阶段，今后会在实践中进一步加以完善。他说：“师范大学和一般大学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一是师范大学学习的综合性更强。一般大学的学生学习重点在于知识本身的研究，为学问而学；而师范大学的学生学习还包括知识关系的研究，为教育而学。一般大学的学生可以‘独善其身’，而师范大学的学生则要‘兼善天下’。二是师范大学造就的应是堪称人师的教育家，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因此，对师范生的道德要求就更高。教育，不仅要言教，还要身教；不仅要立己，还要立人。为此，师范教育必须贯彻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学知识、教书、做人相结合。”最后，温家宝动情地对大家说：“教育事业是人类最崇高的事业，教师是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不仅可以影响一个学校的孩子，还可以影响整个社会。希望你们在这所有光荣传统的学校里，接受文化的熏陶，感受人文情怀的温暖，呼吸自由的空气，真正享有智慧之光、仁爱之美，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民教师。”

    五、国家助学体系

    根据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要求，国家要大力推进教育公平，让所有的人上得起学、读得起书，建立国家助学体系。2007年9月，财政部正式宣布从2007年秋季学期开学起，进一步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每年用于助学的财政投入、助学贷款和学校安排的助学经费达500亿元左右。全国1800多所高校约400万名学生和1．5万所中等职业学校约1600万名学生将从中获益。

    新的国家助学体系，按照“加大财政投入、经费合理分担、政策导向明确、多元混合资助、各方责任清晰”的基本原则，通过加大财政投入，落实各项助学政策，扩大受助学生比例，提高资助水平，将从制度上基本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问题。

    国家助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完善国家奖学金制度。中央继续设立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所需资金由中央负担。中央与地方共同设立国家励志奖学金。二是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中央与地方共同设立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中等职业学校所有全日制在校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三是完善和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大力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与国家助学贷款享有同等优惠政策。四是完善学校的减、免、借、贷、奖、助等办法，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学费减免、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勤工助学、校内无息借款、校内奖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方面的开支。同时，进一步落实、完善鼓励捐资助学的相关优惠政策措施。

    根据财政部的报告，我国的国家助学体系已经逐步形成和完善。2005年，我国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两免一补”政策，中央和地方共安排了约70亿元用于中西部地区3400万名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2006年又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2007年在全国范围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的学杂费，惠及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约1．5亿人，为此，2006年至2010年全国累计新增财政教育经费达2182亿元。在中等职业教育阶段，